当代西方国家的竞争性选举已经进入数智时代。近年来，以生成式AI与交互式AI为代表的新兴智能技术贯穿政党选举竞争的各个方面。从选举通讯到民意测验，从竞选资金筹集到竞选策略制定，AI技术全方位重塑了选举生态，成为驱动选举模式变革的关键因子。
在西方国家的选举场景下，以AI为代表的新兴智能技术，主要经由双重路径对选举进程施加影响。其一，AI为选举办公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业务赋能与增效助力，涵盖选民注册管理、选民问题回应、投票流程优化、计票结果统计等关键环节的自动化与精准化。其二，AI深度介入选民与政党之间的政治信息传播生态。一方面，选民借助AI技术，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方式了解政党的政治纲领与政策主张；另一方面，AI帮助政党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算法，深入洞察选民的政治倾向、议题热点及行为模式，从而优化竞选策略，实现更精准的政治动员与选民服务。总之，在以唐斯（Anthony Downs）为代表的的理性选择框架下，以AI为代表的新兴智能技术可以赋能选举组织效率，促进选举平权，从而提高民主质量。
然而，新兴智能技术也对竞争性选举功能的有效实现形成威胁。具体而言，AI基于已有的信息集合，展现出显著的非中立性特征。这一特性导致其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日益成为操纵舆论与选民偏好的有力工具。尤其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生成式AI模型，其生成的虚假消息（deepfakes）借助交互式AI实现人机互动，并且凭借跨平台、跨地域特点的大规模、快速传播机制，在“后真相政治”语境中生动诠释了李普曼笔下的“拟态环境”，引发了负面竞选、信息失真、选民欺骗、选民压制、代表偏差以及选举暴力等诸多问题。甚至，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即便是不具有党派倾向的AI系统，如ChatGPT，其政治取向也在迭代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右倾偏移趋势。由此，许多学者认为，AI技术的滥用不仅严重制约了竞争性选举政治功能的有效实现，更对经典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深刻挑战。
自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起，竞争性选举成为了西方现代民主的程序性定义，成为区隔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核心标准。此后，大量的政治学研究不断抬升竞争性选举的地位，甚至将程序性的竞争性选举不断赋予实质意义，将其视为“民主的实质”。本文借鉴了伊斯顿（David Easton）的系统理论框架，将选举行为视为选民通过输入偏好，经历选举制度而产出选举结果，生成选举反馈的政治系统。本文拟就选民选举行为前的偏好形成、选举中的偏好表达、选举结束后的偏好认同三个阶段，以2024年美国大选与2025年德国大选为例，展示了新兴智能技术对竞争性选举的具体作用机制。
一、选民偏好形成阶段
以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为代表的经典政治学观点认为，政党本质上是联结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键纽带，其核心功能在于充当竞争性选举的工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党仅仅是聚合选民利益偏好的工具。实际上，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表现为一种互构偏好的动态互动。一方面，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必然要积极回应并整合多元的社会利益诉求，以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支持；另一方面，政党在与选民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政策主张、宣传动员以及信息传播等行为，主动塑造选民的认知与偏好，引导选民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期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自身成为选民心目中“理所当然”的代表。这种宣传对于政党争取摇摆选民（swing voter）的选票尤为关键。
而在数智时代，AI技术对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偏好互构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政党而言，在2024年美国大选和2025年德国大选中，各政党均广泛运用AI技术分析选民偏好，以更高效率实时优化竞选策略，争取潜在支持者的选票。例如，德国联盟党（CDU/CSU）便借助AI深度挖掘社交数据，进而动态调整竞选方向，而社民党（SPD）则凭借程序化广告投放系统，实现政治信息向潜在支持者的精准触达。而由美国民主党资助的“Sterling Data”等科技公司已使用人工智能帮助一千多个竞选委员会与竞选活动精简选民数据收集流程。此外，部分共和党候选人也积极利用人工智能拉近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借助“政客聊天机器人”等实现与选民的零距离、快速与高效沟通。
然而，对于选民而言，AI生成的诸多想象性内容乃至虚假信息，已然演变为影响其政治偏好的重要因素。例如，在2025年的德国大选中，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AfD）便利用AI生成的视频作为“怀旧机器和情感陈词滥调的放大器”。在这些视频中，选择党往往将过去德国人的美好生活场景与移民犯罪画面形成鲜明对比，试图唤起选民对理想化过去的怀旧情绪，并强化其对移民增加可能带来的负面未来的恐惧。这些视频被精准投放至目标选民群体，并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而在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正利用AI生成的虚假照片，宣传特朗普与非裔之间的“紧密联系”，以鼓励非裔美国人投票给共和党，抢夺民主党的“基本盘”。
图为特朗普支持者利用AI生成的与非裔选民亲切互动的虚假照片。
与此同时，AI技术的应用也为外国势力干预他国选举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手段。例如，有证据表明，在2025年德国大选期间，某国利用AI技术模拟德国新闻媒体的报道风格，推送民族主义及疑欧论调内容，与德国选择党的立场相契合。此外，该国还通过AI辅助的虚假信息传播机制，炮制针对德国绿党候选人罗伯特哈贝克以及时任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其对俄政策倾向强硬）的不实信息，包括捏造二人存在性行为不端等严重失实指控。
二、选民偏好表达阶段
选民偏好的表达主要表现在选民最终确定目标政党，并在投票期间进行偏好输出的政治行为。就确认目标政党而言，相较于两党制下政党意识形态的相对清晰明确，在多党制国家，选民厘清不同政党政策主张的差别，对竞争性选举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例如，在2025年德国大选期间，剑桥团队开发的AI工具Wahl.chat将千页政党纲领压缩为对话摘要，并标注原文页码供选民核验，以助力选民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政党的政策立场。而Wahl-O-Mat则可以为用户提供政治测验，并在最后给出最接近用户意识形态光谱的政党。
图为KI-Wahlchat对德国政党在气候政策（Klimaschutz）上的立场说明。
然而，这种近乎“贴标签”式的选择方式，并不能精准地将选民的偏好与特定政党匹配起来。相关研究表明，选民在自我报告政治意识形态时存在诸多不准确之处，这种不准确既可能源于对自身政治观念的模糊认知，也可能与社会期许偏差等外部因素有关。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难以精准定位自身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具体位置。同时，选民对自身意识形态光谱的既有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其政治认同的自我塑造与限制。因此，选民往往只能依据具体议题的主张来决定支持哪个政党。而这种基于政党固定政纲的AI工具，则难以对特定议题将选民的政治主张同政党乃至政党领袖的主张进行实时回应，因此，其建议的准确性尚待提高。
而且，即便这些AI工具自称“绝对中立”，但是，数据的选择、信息的加工甚至是算法的设定本身都潜藏着不可避免的价值偏向，在面对复杂政治环境时，如何“中立”并保持客观，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更为严重的是，AI技术本身也面临着被政治精英用作操控、左右选民选择工具的质疑。例如，在2025年德国大选中，弗莱堡大主教区的“选举指南针”（Wahlkompass）计划推出了一款AI程序，旨在协助天主教选民做出决策。但是，这款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序明显带有左翼倾向，对社民党给予强烈支持。而社民党恰恰在性少数群体、反堕胎议题上与天主教选民截然相反。与此同时，基民盟与选择党的坚定反堕胎立场甚至并未被提及。
而就投票行为而言，在竞争性选举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大多数选举办公室面临预算和人员限制，无疑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选举办公室的选举官员已开始运用人工智能来高效履行部分业务职能。例如，美国电子登记信息中心（ERIC）借助人工智能在多个数据集合中进行重复条目检索，以此提升选民名册的准确性，避免出现诸如选民重复登记等错误情况，进而确保选民名册的质量。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多的选举办公室引入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解答选民的常见问题，并运用非生成性AI技术来实现邮寄选票签名的匹配工作。这些举措均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选举权，提高选民的投票率，促进民主制度的进步。而在德国，由于德国实行强制居民登记制度（Meldepflicht），居民在搬家时需到当地政府登记地址。因此德国并不需要像美国那样的“主动选民登记”流程。并且，鉴于欧盟对人工智能技术秉持审慎态度，在当下德国的选举组织实践里，尚未大规模应用AI技术来直接助力选民登记工作或为选民答疑解惑。
然而，AI的滥用却存在着阻碍选民偏好正常表达的风险。例如，在2024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夕，有人利用人工智能自动拨号电话模仿拜登总统的声音，敦促选民不要参加该次选举，并错误地暗示选民应将选票“留”到2024年11 月的大选。倘若选民轻信此类电话，那么其选举权将受到实质性的剥夺。
三、选民偏好认同阶段
在选举结束以后，AI技术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进入到选民的偏好认同阶段。而经典政治学理论认为，经过竞争性选举后的选举结果，是选民偏好集中表达的最终呈现，民主政体的有序运转依赖于参选各方及其支持者能够认同并接受选举结果。
然而，在数智时代背景下，AI的滥用对选举进程产生诸多消极影响，致使选举结果的公信力遭受公众质疑。而且，AI甚至可能被少数政党或组织滥用于编织和传播大量虚假信息甚至阴谋论，借此否定选举程序的公正性和选举结果的真实性。例如，根据Axios-Morning Consult 在2023年末的人工智能民意调查，近一半美国人认为人工智能传播的错误信息会影响2024年大选结果，其中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的存在，他们对选举结果的信任度会降低。而在特朗普胜选后，虽然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承认败选，而特朗普支持者也并未就2024年大选结果提出异议，但特朗普至今仍然不承认2016年选举的普选票失败与2020年的竞选失败。这种持续性的表态通过X等社交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削弱了其支持者对美国民主制度稳定性与合法性的认同，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公信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图为德国选择党（AfD）党魁魏德尔呼吁解散政府、重新进行选举的发言。
而在2025年德国选举中，由AI生成的一些虚假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这些伪造视频声称莱比锡的选票上缺少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候选人的名字。另一段视频似乎显示一台机器正在粉碎投给选择党的选票。虽然地方当局迅速辟谣，但这些阴谋论无疑将削弱德国大选结果的合法性。在大选结果出台后，新成立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BSW在大选中获得4.97%的选票，未能跨越进入联邦议会所需的5%门槛。该党领导人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和阿米拉穆罕默德阿里（Amira Mohamed Ali）便对德国大选的有效性提出指控，认为一些海外选民未能及时收到邮寄选票，并考虑提出法律诉讼。这无疑是对竞争性选举合法性的直接质疑。
四、结语：面向数智时代的竞争性选举
自2022年末ChatGPT问世以来，新兴智能技术对竞争性选举的渗透程度与影响力不断增强。数智技术对西方竞争性选举的重塑，早已超越工具层面的革新，深入到民主运作的核心肌理。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竞争性选举民主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聚合选民偏好，实现政治权力有序更替、政治合法化、政治代表、政治参与、权力约束等关键政治功能。从选民偏好形成阶段的信息引导与认知操纵，到偏好表达阶段的权利保障与选择扭曲，再到偏好认同阶段的公信力建构与合法性侵蚀，AI以“双刃剑”的姿态，既为选举效率提升、民主参与扩容提供了可能，也将技术中立性争议、算法偏见风险、外部干预隐患等深层问题暴露无遗，直接制约了竞争性选举政治功能的有效实现。
2024年美国大选与2025年德国大选的实践已证明，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制度规范的完善速度，如何在释放AI赋能价值的同时，通过算法透明化、虚假信息治理等制度设计筑牢民主防线，成为西方社会亟待破解的课题。同时，本文亦认为，数智时代竞争性选举潜在风险的可行出路在关注智能技术治理政策的同时，也应关注现代化对政治领域公共特性的消解，也即抽象制度背后的具体“民情”之变，通过找回“政治”，承认多元主义的合理性，增强公众参与与公民责任感，复兴政治的公共特性以抵消选举民主的异化。总之，数智时代的竞争性选举，最终考验的是民主制度、选民民情与技术发展的适配能力——唯有让现代技术、民主制度始终服务于民主的核心价值，服务于选民的现实民情，才能在科技变革中保障竞争性选举的功能正常运作。
图为以AI为代表的新型智能技术对竞争性选举的具体作用机制。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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