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上篇《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全球南方国家贫困学生如何想象世界公民》中，我探讨了全球南方的贫困学生如何充满创意地利用有限的社会文化资源，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公民”，并成功入选富布莱特项目。而在下篇，我将追踪这些学生抵达美国后的经历：为何这些曾经最热忱拥抱多元、平等与开放理念的个体，却经历了最深刻的对世界主义的幻灭？为何他们从“世界公民”的理想中退却，重新退回到同族裔社群？本文通过对美国波士顿地区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富布莱特学生的质性研究，深入剖析他们在面对美国语境下的“文化多样性”时所遭遇的冲突、挑战与结构性困境。本研究旨在揭示，即使在最开放包容的国际交流项目中，根深蒂固的权力不平等持续生产着偏见与理解的鸿沟。在后疫情时代日益高涨的排外主义与地方主义情绪下，本文将尝试为理解世界主义理想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提供一个视角。
富布莱特机构
一个富布莱特社交夜晚
这是一个典型的波士顿夜晚，空气里弥漫着国际富布莱特学者周末聚会特有的喧嚣与悸动。
我朋友曾笑着说，这样的聚会就像一场不断延期的“盲约”——你终会明白自己与谁最契合。你要做的，是挺起胸膛、扬起笑容走上前，伸出手，让善意自然流露，然后说出你的名字，一次又一次。
“我叫Hannah，来自刚果。你呢？”
“中国。你在哪里读书？”
“我在xx大学读冲突研究硕士。你会待多久？”
“我读博士，还有四年。你呢？”
“我的项目是两年，明年就该结束了。”
国籍、学位、学校、留美时间——像某种心照不宣的仪式，这些元素构筑起每个初次见面的标准开场，也在暗地里预示着这段关系的走向。在很多这样的夜晚，我与二十多个国家的陌生人握手、做自我介绍、互加脸书、笑着闲聊。每个人都渴望了解对方的国家、文化、校园日常和休闲爱好，约定“保持联系”。这些夜晚被包裹在一种开放、平等、尊重的气氛中，仿佛跨文化理解本就该如此自然地发生。
我们为他者的文化欢呼，也为异国的故事着迷，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地球另一端的风土人情、校园趣事，这样的夜晚最终成为许多富布莱特学者美国记忆中最为明亮的部分。
几乎每一个人在回望这段旅程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个“迷你联合国”般的社群，以及它所赋予的那种多元、平等、包容的交流体验。“只有在这里，你才能遇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他们这样说。自富布莱特诞生以来，已有超过160个国家的学人在此交汇。
玛莎，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学者，在喝下第三杯龙舌兰后对我说：
“这个群体真的太国际了——穆斯林、印度教徒、各种背景的人汇聚在一起。语言、文化、食物、成长经历……所有这些交织成一个迷人的混合体。最让我收获满满的，是能尝到不同国家的美食，听到他们的音乐。这段经历真正打开了我的世界。”
她的感受并非个例。他们沉浸在这种跨国界的氛围中，为多元体验所震撼；他们在与不同国籍的人对话时，感觉自己变得更开放，也更宽容。
可我未曾想过，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富布莱特项目戛然而止，这些周末聚会也随之烟消云散。那些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们，像退潮一般，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同族裔社群中。这种国际化、精心编排的多元，原来如此脆弱。当危机来临，我们最先退回的，是那些早已刻在身体里的边界。
日常的世界主义及其挑战
这样的“迷你联合国”是当代世界的一隅。全球化所映照进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正经历着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转变。人群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流动、交汇，形成一片片“超级多样性”的星云。不同肤色、语言与信仰的人们比邻而居，在超市排队时、在公园长椅上、在孩子的校园里，都会在不经意间与他者相遇。这些日常的交错，悄然拓展着我们理解世界的边界，也孕育着一种新的可能——成为世界主义者的可能。
而世界主义，并非遥不可及的哲学理想。它悄悄潜伏于生活缝隙之中：可能是街角移民开的咖啡馆里一个友善的微笑，也可能是多元社区中一场不同语言的邻里节。它不要求宏大的宣言，只关乎普通人对“他者的”文化与人群是否怀抱一份基本的开放与好奇。它试图告诉我们，重要的或许不是我们之间存在多少差异，而是我们如何在这些差异之上，编织出共享的联结。
于是有学者走进这些日常现场，去观察街头小贩如何与不同顾客打交道，市场里的交易如何跨越文化的隔阂。他们提出如“日常世界主义”“本土世界主义”这样接地气的概念（Werbner，2006），试图捕捉普通人如何在多元中自处、又如何与他者共处。其中最动人的意象或许来自“世界主义穹顶”——它象征着某些城市公共空间如何像一把巨伞，庇护着不同背景的人们在此相遇、交谈、建立礼仪与相互理解（Anderson， 2004）。
这条路径郑重地挑战了“世界主义属于精英”的成见。它关注的不是国际精英的飞行里程与高端论坛，而是普通人之间那些细微却坚定的友好姿态：一句用对方语言说的“谢谢”，一个节日时的分享动作，一段耐心聆听他者故事的时间。它们看似微小，却是构建跨文化信任的基石。它回归一个朴素而强大的信念：靠近，才有可能理解；相遇，才有可能消弭偏见。这并不是天真的想象，而是一份属于现代社会的、艰难却值得的希望。
可就算拥有了“附近”，有了与他者的互动，我们就可以真正看见彼此么？而对他者保持开放的边界在哪里？它是否也有最大额度？
我们总是满怀希望地描绘跨文化相遇的画面，想象它们温和、光亮，充满彼此理解的可能。这种想象背后，是世界主义长久以来所承诺的愿景：一种对他者保持开放、愿意走入异文化的姿态（Hannerz，1990）。然而，这种开放性从来不是浑然天成的馈赠。它更像在特定角度下才能折射出光彩的棱镜，暧昧，游移，其形态与色彩全然依赖于它所处的语境与时刻（Skey，2013）。我们口中的包容，常常佩戴着一副清晰的隐形眼镜——人们可以轻易地为远方的异文化着迷，却在面对身边真实的移民邻居时，不自觉地流露出迟疑与疏离（Keating，2021）。这仿佛一种情感的悖论：心灵可以向往跨越疆界的星辰，双脚却难以迈出社区的藩篱。普通人的善意与开阔，往往在触及“将人类整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类崇高理念时，显露出它柔软的底线（Skrbis & Woodward， 2007）。
更进一步说，即使我们相遇，也未必真正“看见”。（Valentine，2008）指出，近距离的接触并不自动带来有意义的交流。有时，它反而加固刻板印象，成为偏见的温床（Young，2011）。要实现跨越文化的理解，不仅需要意愿，更需一种能力——学者称之为“世界主义的社交能力”，即能够建立包容性关系、识别共同人性的沟通技艺（Schiller， Darieva & Gruner-Domic，2011）。
日常的世界主义实践并非一场平滑的理想之旅。它充满皱褶与裂隙，需在重重障碍中寻找微光——而这，或许才是它真实的样子。
富布莱特项目—— 一项“制度性乌托邦”？
我所关注的富布莱特项目开始于1946年，诞生在战争残骸与复愈的渴望之中。它最初源自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的构想——以教育与文化交流搭建国家之间的理解之桥，通往某种“相互理解”甚至“世界和平”的理想图景。
然而理解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它所承诺的开放与平等，始终笼罩于国家利益的框架与权力不对称的结构之中（Lebovic，2013）。对于许多刚刚走出殖民阴霾的国家而言，富布莱特曾像一束外来的光源。它支持来自新独立国家的学子赴美学习，他们既是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也是跨文化中的“公民大使”，维系着国际之间微妙的纽带（Kell & Vogl，2012）。也因此，这个项目始终与美国外交战略紧密相连，是文化外交中一枚精心布置的棋子，尤其在冷战期间，它成为施展“软实力”、编织影响力网络的重要工具（Nye，2005）。
遴选的标准本身，便悄然勾勒出一幅理想富布莱特学者的画像：他们首先必须是“国家的代言人”，是“负责任”的公民；其卓越的学术能力之外，更被要求具备一种“完整而公正”地展示自身文化的能力（Lebovic，2013）。直至今日，申请者依然被期望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与强大的“跨文化适应力”。他们被预设为文化的使节，是游走于国界之间的翻译官，其核心使命，便是在深刻的差异之间，构筑起理解的桥梁。
尽管富布莱特项目始终在文化霸权与文化理解的暧昧地带徘徊，它却实实在在地开辟了一方独特的“日常世界主义”绿洲。在这片空间里，差异成为被尊重的常态，他者受到真诚的欢迎，跨文化的互动与对话，如同呼吸一般自然地融入日常。正如Noble（2009: 48）所揭示的，这种实践的本质，在于“向文化多样性保持开放，投身于多元文化的真实相遇，并始终怀有与他者深度互动的意愿。”它鼓励人们勇敢地跨出自身文化的围城，与背景迥异的个体建立真挚的联结，并在共同生活中（Bayat，2008），不断击碎固有的刻板印象，重新塑造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
为了深入这一看似理想图景背后的复杂现实，我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质性研究。研究基于30次深度访谈，对象是2019至2020年间在波士顿五所精英大学就读的20名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富布莱特学生。他们年龄介于25至38岁，来自北非、中非、亚洲及中南美洲等地区，尽管社会经济背景各异，却共同面对非白人身份在西方社会所带来的文化适应、语言障碍与隐性歧视等一系列挑战。我也在2019年夏季参与了超过十场富布莱特社群组织的社交活动——音乐会、酒吧闲谈、博物馆漫步——并在每次结束后及时完成参与式观察笔记。2019年完成首轮20次访谈后，我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对其中的10人进行了追踪回访。正是这种回溯的视角，让我不再局限于即时当下的文化接触，转而洞察他们对于跨国联结的理解，在时间沉淀中所经历的深刻嬗变。
我关注的，是那些未被照亮的地带——互动中的摩擦、脆弱与无声的退却。我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些原本最具跨文化潜力的个体，最终却选择从这样国际多元的富布莱特社群中悄然退出？尤其是在今天，后疫情时代的阴影仍未散去，排外情绪与地方主义在全球许多角落悄然回潮。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世界主义的想象，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摩擦。
富布莱特项目的参与者
当多样性成为负担？
在这个宛如微型联合国的小型社会中，跨国邂逅确实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也为他们带来跨文化交往的欢愉。然而当它超出某种限度，多样性本身也可能成为理解的阻障，带来疏离与自省。
墨西哥富布莱特学者玛莎对此感受尤深，她坦言：
“我们当然意识到周围的多样性，可当它变得过于惊人时，建立深层次的联系与有意义的对话反而变得困难。理解每个人的独特背景与兴趣需要时间，而与来自完全不同文化历史的人相遇，有时令人无措，甚至阻碍真正的连接。因此我选择慢慢退出富布莱特的活动，回到我更亲密的朋友圈中。”
玛莎的告白，撕开了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在这人造的跨国主义温室里，文化多样性被催生得如此浓密、如此急促，俨然一座超越日常的奇观。可当差异的浓度超出心灵的承载，当万千世界的碎片同时涌向一个有限的自我，这种丰饶便成了一种暴政。个体不再是对话的主体，而是被淹没在符号的洪流里，只能在差异的表层漂流，再无余力深入任何一个灵魂的深处。
她的挫败感，恰与霍林格笔下“后民族美国”的预言遥相呼应（Hollinger，2006）。他犀利地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对多样性的狂热，非但未能消弭隔阂，反而不断强化着差异的边界”，最终导向一种令人疲惫的“多样性的多样化”（Hollinger，2006: 12），也为参与者埋下了深层次的幻灭。换言之，多样性所能激发的惊喜与乐趣，永远以适度为根基。一旦越过了某个不可见的阈值，持续不断的异质刺激，非但不能促成联结，反而筑起了更高的心墙。
玛莎的感受并非孤例。其他学生同样抱怨在富布莱特社群中建立深层跨文化关系的困难。来自中国的袁这样分享她的失望：
“经历了更多文化交流后，我反而失望地意识到，建立跨文化友谊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尽管我曾旅居日本和英国。在富布莱特的聚会中，我们积极接纳文化差异、分享见解，也总互相问‘你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像极了自己国家的文化大使。可真正的友谊应当能问‘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从而深化个人联结。更困难的是，有时我们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并不足够，对话竟变成机械的问答，失去了所有生机。”
尽管理论家们不吝以华美的辞章描绘公共空间中差异共存的乌托邦蓝图，却鲜少有人能指明，这抽象的理想该如何在每一个眼神交汇的日常瞬间落地生根（Valentine，2008）。多数学术想象沉醉于一个自我完成的预言——仿佛不同文化一旦被置于同一时空，便会在某种神秘的化学反应下自然交融，所有隔阂都将消弭于无形的杂糅之中（Young， 2002）。
然而对袁而言，生活在被许诺的多样性天堂里，却成了一场漫长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试验。每一次试图与“他者”建立联结的努力，都像在无尽的镜廊中追逐自己的倒影，最终只照见了自身的无力。在富布莱特这个精心构建的场域里，制度化的日常跨国主义，更像是一套精密的外交仪轨——每个人都佩戴着文化大师的面具，进行着合乎规范的互动。这不是友谊在自然生长，而是角色在尽职扮演。
更深的困境在于，她发现自己缺乏那种被称为“跨国社交能力”的密码（Schiller, Darieva & Gruner-Domic， 2011）——那种能够穿透文化表层，在差异的土壤里培育真挚情谊的微妙技艺。没有这把钥匙，再频繁的社交盛宴，也只是一场场华丽而空洞的仪式，无法催化真正的理解与转变。一次次失败的尝试堆积起来，最终化作沉甸甸的沮丧、自我怀疑与深入骨髓的疲惫。
另有几位受访者也因感到精力耗竭而选择退出。来自厄瓜多尔的艾米丽说道：
“富布莱特鼓励我们抓住每个机会认识新的人，他们说‘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谁’。但认识如此不同的人令人不堪重负，也太耗时——你要花时间了解他们的文化、历史、政治等等。刚来美国时，我艰难地平衡学业、富布莱特社交与适应新生活。最终我筋疲力尽，退出了一切活动。我渴望那种……错失的喜悦（pleasure of missing out）。”
然而，挑战还不止于社群内部。当他们迈出富布莱特的“穹顶”，面对更广阔的东道国社会时，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
在地的结构性权力不平等
他们来自全球南方，是各自国度里的精英，怀揣着富布莱特项目所赋予的荣光与期待。然而，在被誉为“自由之地”的美国，尤其是在以深厚历史与明显种族分区闻名的波士顿，他们依然无法避开那些无声却坚固的结构性高墙。
来自海地的 Diana 这样回忆她的顿悟时刻：
“海地是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国家，我从未因肤色而自觉‘不同’。直到在波士顿的一家餐厅，一位年长的白人女士久久地注视着我。我环顾四周，蓦然惊觉：我是这里唯一的黑人。那一刻，‘黑’这个字突然被赋予了重量，我仿佛第一次读懂美国黑人眼中深藏的愤怒。”
这并非偶然的误认。Diana虽以国际学人的身份远道而来，却总被无形的目光烙上非裔美国人的印记，不得不背负起一整套本与她无关的刻板印象与隐性歧视（Solorzano et al.，2000）。她的处境，恰是“殖民移民”悖论性命运的缩影：即便来自美国未曾直接殖民的国度，即便身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她依然被不由分说地编织进原有的种族等级秩序中，被牢固地定位在“他者”的位置（Grosfoguel et al.，2015）。正如研究所揭示，加勒比海移民常常悬浮于自我认同的故土文化与外界强加的非裔美国人标签之间，无所适从（Waters，2009）。我许多来自亚洲的受访者，同样陷入了类似的身份迷雾——他们生平第一次被简单地归类为“有色人种”，被迫在仓促间学习这套陌生的分类语法，重新辨认自己在这个国度坐标系中的模糊坐标。
而Diana肩头沉甸甸的，远不止种族的重量。“你从哪儿来？”——这往往是对话的第一个叩问。当她轻声回答“海地”，追问总如影随形：“海地现在怎么样了？”问句中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预设：那片土地仿佛与“麻烦”同义。她清晰地记得一位MIT女士那不经意的、带着优越感的评判：“海地？噢，那一团糟。”随后，那个经典问题从不缺席：“学成之后，你会回去吗？”仿佛她个人的生命轨迹，必须承载他人对一个国度的想象与期待，必须回应某种关于救赎与责任的宏大叙事。这种包裹在关切之下的隐性傲慢，被学者精准地命名为“新种族主义”（Barker，1981）——它是借文化差异与发展劣势之名，悄然施行着歧视与区隔之实。
文化上的隔阂，是另一堵透明的墙。来自中国的Chang不无感伤地诉说道：
“我最大的遗憾，是几乎从未触碰到普通美国人生活的真实肌理。他们总是礼貌的，却像隔着一层薄雾。我曾深深自责：是不是因为我不看美剧、不够‘国际化’？直到后来才恍然，问题或许并不在我，而在于对方是否真的愿意，向我的文化世界走近一步。”
他的独白，恰与一项研究遥相呼应：国际学生常常因东道国社会对异质文化的普遍漠然，而感到自己始终身在边缘（Lee & Rice，2007）。某种深植于美国社会内部的地方主义与例外主义情绪，无形中窄化了他们向外看的视野（Knauft，2007）。而当Chang将交往的困境归咎于自身，他已在无意识中默认了一种不平等的逻辑——所谓“国际化”，不过是单向地朝向美国文化靠拢，而非双向奔赴的平等对话。
来自中国的Zhen，则活在地缘政治投下的漫长阴影里。她轻声说道：
“当中美关系日益紧张，许多人眼中的中国，要么全是上海那样的繁华幻影，要么仍停留在四十年前的贫瘠想象。我努力解释，却发现几乎无人愿意松动他们固有的认知。到最后，我只能选择沉默。”
她的无力感，有其冰冷的现实基底。2019年，已有超过六成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持负面看法，这一趋势在疫情之后愈发尖锐（Greenwood，2023）。当政治猜忌如低气压般弥漫，人与人的相遇非但难以消融坚冰，有时反而让偏见凝结得更加坚硬。
甚至，那试图保护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文化，也可能在无意间，堵上了另一条通往真实相遇的小径。来自墨西哥的Gabriella直言不讳：
“在波士顿，太多的交流被学术化的外壳包裹，被正确的表达准则捆绑。当每一句话都需要经过精密的衡量，你其实很难真正触碰到一个人。”
政治正确的初衷，本是为避免伤害、促成包容（Moller，2016），但在现实的实践中，它有时却让人们退缩至绝对安全的表达，反而抑制了坦诚的交流与富有建设性的争辩（Valentine，2008）。对Gabriella而言，对“正确”的过度执着，带来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疏远。
这些盘根错节的结构性障碍——种族主义的幽灵、文化视域的错位、地缘政治的寒意，以及政治正确所织就的微妙困局——共同构成了一张无形的巨网。它们让这些原本对跨文化对话怀抱热忱的学人，在现实中步履维艰，甚至心生动摇。而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后，所有这些摩擦与脆弱，都被放大得愈发不容忽视。
停摆的世界：疫情中的断裂与重归
COVID-19如同一道沉重的帷幕猝然垂落，令整个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寂静。边境封锁、航线中断、以国民为优先的防疫政策……一场大流行病，竟意外催生了民族主义的高涨（Rachman，2020）。而那些曾经支撑跨国交流的制度架构——包括富布莱特这样标志性的文化外交计划，也在震荡中戛然而止。
2020年3月，美国富布莱特项目宣布暂停。外国学子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滞留异国，还是返回故土？在那年夏天的追踪访谈中，我清楚地看见，他们曾怀抱的世界主义理想与信念，已被现实悄然改写。
新冠疫情塑造了高度个体化的生命体验，而这些体验，始终与每个人身后的国家意志紧密相连。我的受访者们发现，他们在富布莱特社群中精心构建的世界公民身份，迅速被“国家公民”这一更为“原始”的身份所覆盖。是否回国、何时能回、如何回去——这些现实问题，成了压在他们精神上的巨石。
来自墨西哥的Gabriella如此描述她的离去：“那就像一场溃退，仓促，混乱，仿佛从沦陷的前线撤离。”她在航班起飞前三天才接到大使馆通知，不得不仓促收拾行囊，与美国告别。她的经历并非孤例；众多国际学生都面临类似的突然终结与匆忙转移，承受着巨大的现实与心理重负。也有人选择留下，但心中始终萦绕着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担忧。在这场全球危机中，他们的跨国身份反而加剧了内在的撕裂与焦虑（Hari et al.，2023）。
疫情期间，所有富布莱特的文化活动、聚会与旅行均被取消。我曾以为2019年那些线下相遇所培育的情谊，足以在风雨来袭时成为彼此的依靠。然而大多数受访者告诉我，他们并未能维系这些脆弱的联结。
来自海地的Diana坦言：“我和那些富布莱特朋友几乎断了音讯，不知他们如今散落何方……我想大多数人都已回到自己的国家。说实话，我感到无力，在巨大的不确定中，我只能先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平静。”
她的孤寂是许多人的共同写照，新冠疫情中每个人都仿佛被困在自己的孤岛上。于是，这些国际学生不再愿意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去维系那些本就飘摇的跨国纽带。这恰好印证了（Valentine，2008）的观察：面对面跨文化互动中绽放的短暂火花，往往难以持久，总如昙花般转瞬即逝。
当世界主义图景崩塌，同胞社群重新成为情感的港湾与信息的生命线。来自中国的Ji告诉我：“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圈子、国内的亲人朋友，是我最主要的信息与情感支柱。由于对病毒起源的污名化与中美航线的中断，其他国家的同学们很难真正理解我们所处的特殊困境。”
疫情期间，滞留美国的中国学生自发凝聚，形成了坚实的互助网络（Liu & Peng，2023）。这与学者们指出的现象不谋而合：在危机状态下，移民往往更倾向于依赖本民族社群，而非世界主义的理想共同体，来获取切实的支持（Portes & Manning，2019）。跨国家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信息传递、资源整合与情感依偎的温暖据点（Hu, Xu & Tu，2022）。
而当同胞与血缘成为坚实的依靠，世界主义的脆弱纽带便进一步松解。在这样的巨变中，许多人开始重新叩问“我是谁”、“我归属于何处”。
曾立志在美国寻找职业可能的Layla，在疫情初期便毅然返回刚果，并发起地方NGO，向社区输送医疗物资。原本计划留美实习的Ely也选择了回国。她轻声说道：“在艰难的时刻，我才看清什么对自己最重要——我只想与我的家人紧紧相依。”
她们都曾拥抱全球公民的身份，向往着“真正的生活”在远方展开。但一场大流行，让她们重新发现——那份深刻的归属感与生命的意义，或许，正静静栖息在最初启程的地方。
富布莱特访问学生和学者为黑人院校的国际网络做出贡献，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理想的黄昏：当世界主义遇见现实的壁垒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曾经怀揣着理解与开放的信念，成为跨文化的“使者”。然而，在这条看似光亮的道路上，许多人最终悄然退场，重新回到熟悉的同胞社群之中。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关于退却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世界主义理想背后的摩擦与脆弱。
这篇文章试图讲述的，正是这些“文化大使们”从投入到疏离的心路历程。通过与来自全球南方的富布莱特学生的对话，我们得以窥见，在高度多元的社群中，那种表面上的开放与包容之下，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疲惫与挫折。
与那些在跨文化中如鱼得水、仿佛天生拥有“世界主义从容”的全球北方精英不同，这些南方学生常常在跨文化交流中经历着不安与困惑。他们原本被期待成为沟通的桥梁，最终却发现自己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久坚持。
为什么即使是最坚定的世界主义者，也会选择退出？本文认为，这一疏离过程源于三个层面的摩擦：人与人交往中细微却深刻的不适；东道国社会中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障碍；以及突如其来的全球危机加速瓦解了本已脆弱的连接。
表面上，富布莱特社群像一个乌托邦：开放、多元、平等。但它实则漂浮在一个更大的现实之上——一个仍被种族隔阂、排外主义甚至“美国优先”口号撕裂的社会。在这种背景下，持续的跨文化互动不再是自然的享受，而成了一种情感上的负担。
这项探索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它帮助我们理解“疏远”如何发生。经典社会理论常强调社会依靠什么而凝聚，却很少解释联结如何断裂、人群如何悄然散场。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从微观的情绪积累到宏观的时代转折，描摹出一条退出世界主义的路径。
其次，它正视跨文化互动中那些被乐观叙事所掩盖的冲突与失败。太多研究热衷于称颂“成为世界公民”的愿景，却对过程中的挫折与困难讳莫如深。这篇文章则揭示，即便对于这些全球南方的精英学子，融入也挑战重重。
最后，它提醒我们，世界主义理想虽美好，却依赖现实的条件。它不是一种超历史的必然，而是在具体日常经验中艰难生长的实践。在民族主义回潮的今天，它的声音似乎正在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的终结——相反，只有清醒意识到它的局限性，我们才能更切实地等待下一场开放时代。
本文原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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