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刚刚当选日本首相不久的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她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讲，在经济与民生、外交与安全、对华关系、美日同盟、防卫支出、投资前沿产业、税制与社保改革、移民与土地政策等领域全面概述了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
一直以来，高市早苗都公开高调推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她佩戴珍珠项链的公开形象也被认为与撒切尔夫人标志性珍珠项链颇为相似。因此，高市的当选与施政，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铁娘子”的联想。然而，历史的类比往往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高市早苗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政党基础及个人特质，均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迥异。她的执政前景并非“撒切尔式”的长期变革，更可能重演英国前特拉斯首相的短命悲剧——在党内斗争、经济压力与外交困局的夹击中仓促落幕。
2025年10月24日，日本东京，日本第104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参议院第219届临时国会发表政策演说。视觉中国 图
今日日本不同于昔日英国
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与今天的日本，虽同为面临结构性困境的发达国家，但其内外处境与政策回旋空间并不相同。
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在“英国病”阴影下，仍依托冷战前沿的战略地位、北海油田的财政缓冲以及对工会与国企体系的深度改革，辅以美英特殊关系，重塑国际影响力；而当下日本的约束更为刚性：2024年一般政府“毛债务”约为GDP 的236.7%（IMF口径），潜在增速被多家机构评估在约0.5%附近（BoJ与IMF均有类似表述）；总人口已连续第14年下降，截至2024年10月1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29.3%（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经贸层面，2024年日中货物贸易额约44.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607亿元），中国占日本出口比重为17.6%。在对华经贸深度嵌入与对美同盟强化的双重牵引下，日本对华“经济依赖-安全焦虑”的结构性拉扯加剧。相比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战略强硬”在财政、经济增速与人口约束下缺乏政策回旋空间与外部支点。
国际环境的对比同样鲜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身处西方阵营凝聚力巅峰期，可通过马岛战争等局部冲突重振国威；而今日日本深陷中美战略竞争的夹缝，既需维系日美同盟，又无法脱离中国市场。高市早苗试图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联合美澳印欧围堵中国，但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巨额利润与供应链深度绑定，注定其政策将遭遇国内经济界的强烈反弹。
此外，撒切尔的经济改革受益于全球化红利，而高市面对的是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断裂的逆风环境。若其强行推进防卫费增至GDP 2%甚至更高的目标，同时推行减税刺激经济，那么历史上因“减税扩军”措施而引发新一轮财政危机的情形有可能在日本重演。
今日自民党不同于昔日英国保守党
撒切尔夫人的长期执政，根基之一就在于英国保守党的高度集权与党内派系妥协传统。她凭借意识形态凝聚力与选举优势，成功压制工会罢工并推行激进改革。而日本自民党虽名义上长期执政，实则派阀林立、内耗不断。高市早苗本身是“安倍派”遗产的继承者，其上台得益于麻生太郎等大佬支持，但党内根基薄弱。更严峻的是，自民党与公明党联盟已破裂，高市被迫与立场更激进的日本维新会合作，两党在众议院席位未过半，未来通过预算与法案需仰赖小党派支持。这种“阁外合作”模式，与撒切尔时代保守党绝对议席优势形成天壤之别。
自民党的深层危机还体现于政治伦理的溃散。高市提拔多位涉及“黑金丑闻”的安倍派议员担任重要大臣，暴露其与旧势力捆绑的局限性。而撒切尔虽手段强硬，却以重塑廉政形象著称。
此外，日本民众对当代日本政治也存在普遍的失望。过去五年更换四任首相，自民党支持率因经济低迷与丑闻持续下滑，就是明证。高市的“工作、工作、再工作”言论引发过劳死遗属抗议，其政策与民生脱节堪比特拉斯忽视民众能源危机。若无法扭转民生困境，自民党为自保可能再次“换相”——正如过去十年中，多数短命首相皆成为党内失败的替罪羊。
今日高市早苗亦不同于昔日撒切尔
撒切尔与高市早苗虽然都在拥趸中享有“铁娘子”的标签，但两人的个人能力、政治理念与权力基础存在明显差距。
撒切尔有一定的政治素养，凭借议会辩论脱颖而出。她也很幸运，因为她的改革也正好契合了那个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其货币主义改革政策亦有较为清晰经济学逻辑。
相比之下，高市当前所面临的是一个新自由主义退潮的年代——即便在其发源地美国也正经受朝野的反思，而新自由主义所摒弃的“产业政策”正为拜登、特朗普两届政府所着意推行。一句话，时代变了。而高市所宣称的“早苗经济学”，不过是“安倍经济学”的模仿者，且她更加依赖财政扩张与货币宽松，却未提出解决债务与增长矛盾的具体方案。
更关键的是，撒切尔的强硬以战略审慎为底色（如马岛战争前的评估），而高市的外交动作充满投机性：一方面参拜靖国神社、炒作“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另一方面又为避免外交风波改为奉纳祭祀品。这种摇摆暴露她缺乏撒切尔的战略定力与权力意志。
根据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讲，其内阁的核心政策可概括为“安全优先、经济重塑、制度革新”三大主轴。
在经济领域，她提出以“大胆金融缓和”与“战略性财政扩张”延续安倍经济学路径，包括通过法人税减免刺激企业投资、设立总额不低于此前13.9万亿日元的前沿产业基金（聚焦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同时承诺三年内不提高消费税。在安全领域，她明确将防卫费提升至GDP 2%以上，推动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引进“反击能力”，强化美日同盟的军事一体化，同时提出“台湾有事”应对方案与加强西南诸岛防卫。社会改革方面，她主张扩大接纳外籍劳工、推动社保号码与银行账户绑定以强化征税效率，并修改《土地规制法》限制外资收购战略资产。
以上政策与撒切尔主义存在本质差异。撒切尔的改革以货币主义为内核，通过紧缩银根、私有化国企和压制工会打破“英国病”僵局；而高市的政策组合实为“安倍经济学”的变种——在零或低利率环境下进一步依赖央行购债支撑财政，其减税与扩军并行的方案也缺乏清晰的财源规划，这与撒切尔时期依托北海油田收入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截然相反。
在外交层面，撒切尔的强硬以冷战格局下明确的意识形态阵营为依托，而高市在中美博弈间试图以“价值观外交”构建对华包围网，却因日本企业对华供应链的高度依赖而陷入战略矛盾。这种内在张力使其难以复制撒切尔“重塑国际秩序”的格局，反而更易重蹈特拉斯“政策内外脱节”的覆辙。
撒、高二人的权力根基相差更为悬殊。撒切尔拥有三次选举胜利积累的民意授权，而高市仅以29票微弱优势当选自民党总裁，民调支持率始终低迷。她的右翼立场不仅引发中韩反对，亦未获日本民众广泛认同——当前日本社会更关注物价上涨与养老金问题，而非修宪强军。此外，撒切尔的改革直指工会等既得利益集团，而高市仍依附于自民党旧势力，其推动的防卫预算上调与核潜艇计划，甚至遭盟友批评“违背专守防卫”。若无法摆脱党内掣肘，她的执政将如特拉斯一般，沦为派系平衡的象征性符号。
高市今日之处境与特拉斯对比
与其说高市早苗能成为21世纪“日本的撒切尔”，不如承认她与英国“短命首相”特拉斯之间存在惊人的镜像联系。二者均非党内最初属意的领袖：特拉斯在约翰逊被迫辞职后仓促上位，高市则因自民党丑闻与联盟破裂侥幸获胜。她们都缺乏牢固基本盘，仅凭极端意识形态标签（如特拉斯的减税民粹、高市的右翼民族主义）争取核心支持者。
特拉斯最终因政策脱离现实遭遇反噬，她的“减税而不计财政来源”的预算案引发金融市场崩盘。而高市一面承诺减税、一面将防卫费增至GDP 2%以上的计划，同样有可能引爆日本债市危机——毕竟日本央行早已通过无限购债维系财政运转。
更相似的是二者与党内各派系的复杂关系。特拉斯被保守党迅速抛弃，缘于其政策引发选举恐慌；高市与维新会的合作本质是权宜之计，后者已手握“削减议席”协议，随时可能以退出合作相威胁。这种脆弱联盟与自民党内部分裂，使其难以推行长期政策。
结语：高市的宿命是特拉斯？
历史从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高市早苗的崛起，表面是日本社会对强人领导的渴望，实则是政治疲劳下的绝望赌博。她的“撒切尔cosplay”终将因制度束缚、经济规律与地缘现实而破灭。日本政治的“短命首相”魔咒，本质是结构性问题外溢的表征：债务泥潭、人口危机、同盟依赖与身份焦虑，绝非个别领袖能凭一己之力扭转。高市或许能凭借右翼口号短暂凝聚保守势力，但其政策清单——从修宪强军到供应链脱钩——均需巨额财政支撑，而日本民众是否愿为“昭和幻梦”牺牲民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日经济的深度融合已形成天然稳定器。即便高市在安保领域对华示强，也仍不得不维持经贸合作——正如其向靖国神社“献贡品”而非亲自参拜的战术校准。这种矛盾注定其强硬右翼战略难以彻底贯彻。
纵观日本政坛，安倍晋三的长期执政得益于精准平衡内外压力，而高市的投机倾向与脆弱基础，更接近特拉斯式的“过渡人物”。若她无法在党内整合、经济民生与外交平衡中交出答卷，其命运将如学者预言——“任期难超18个月”。届时，日本首位女首相的遗产恐非“撒切尔式的复兴”，而是又一则政治寓言：当德不配位、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能力时，历史老人所给予的恐怕并非桂冠，而只能是昙花一现与声声叹息。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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