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代际传递最隐蔽却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社会学者许玲玲的答案是：时间。
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她今年出版的新书《时间继承者：时间不平等如何塑造中国高等教育流动性》剖析了不同阶级和家庭背景的人如何使用——以及“误用”——自己的时间。经过近十年的追踪研究，她访谈观察了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英国超过100名学生、管理人员和家长，发现了“时间财富”和“时间债务”之间的鲜明对比。
“时间始终是不平等延续的关键力量，不管是通过遗产直接传递，还是通过出生时获得的社会文化优势间接传递。”许玲玲说。
许玲玲认为，继承的资产能产生被动收入，让人免于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工资劳动，从而有闲暇追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的“自由选择的、无功利目的”的活动。同样，继承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素养也能提供捷径，而这些捷径本来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获得。不了解这些捷径的人，往往会做出“自毁前程”（self-sabotage）的选择。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等记者通过研究环境和个人情况来解构精英制度，许玲玲的学术研究则指出，阶级和地区不平等在塑造成功观念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时间财富或债务带来的心理影响。
“充裕的时间财富能培养人与时间之间非常安全的关系——对未来有安全感、确定性和从容不迫。”许玲玲在谈到长期博弈所需的心态时说。相反，那些靠家庭牺牲获得机会、生活在“借来的时间”上的人，往往带着“偿债心态”，渴望快速回报，追求速度，被低自尊和压力困扰。
在许玲玲任教的英国，资源获取仍然取决于地理位置（location），学者们称之为“邮编彩票”（postcode lottery）。同样，在中国户口制度下，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仍然集中在城市。因此，弱势背景的人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抵达人生重要节点，而资源充裕的人则看起来轻松过关。事实上，许玲玲在书中提到，很多农村学生第一次踏入大学校园，就是报到注册第一年课程的那一天，完全没有时间和机会了解高等教育的“游戏规则”。
许玲玲对这种时间不平等有切身体会。她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农村家庭，记得30岁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时，她23岁的室友——一个来自剑桥校友世家的白人男性——曾当面嘲笑她的年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项研究对她有疗愈作用。
“提出偿债心态（debt-paying mentality）这个概念时，我经常边哭边写。”许玲玲说，“既痛苦又安慰——痛苦是因为触及旧伤疤，安慰是因为它帮我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和受访者。”
许玲玲的研究在当今中国格外紧要。在中国，年轻人如何使用时间有着更深层的含义。眼下，很多年轻职场人感觉自己在与时间赛跑：一边要应对孕产歧视，一边还要面对年龄门槛——很多单位招聘普通岗位只要35岁以下。虽然近年来某些行业开始反对年龄歧视，但这种现象依然普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与许玲玲聊了聊她的研究，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的时间焦虑现象。
（左）《时间继承者：时间不平等如何塑造中国高等教育流动性》书封；（右）作者许玲玲
能否分享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刻影响个人成功机会的时间继承例子？
许玲玲：书中我认为，处于劣势的人，时间继承往往伴随着时间债务（试图用额外的时间和劳动来“收支平衡”）。
比如我说的“生存陷阱”（survival trap）。Ku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在湖北省一个小村庄，是个“超生子女”，父母在独生子女政策下被罚了一大笔钱，让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经历艰难的学术之路后，Ku的理想是专注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但他坦言，那些跟自己研究兴趣无关的项目或请求，他都没法拒绝。他迫切需要多赚钱养家，同时还要留在一线城市的单位。这迫使他调整了时间安排，只顾眼前的经济需求，忽视了长期的职业发展。
“资质陷阱”（qualification trap）的例子是化名Norman的受访者。他来自香港工人阶层低收入家庭，2022年我采访他时，他说后悔浪费三年读国际法硕士。Norman已经在北京一所顶尖大学读完本科（这意味着他只需参加资格考试就行）。他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当诉讼律师，但太晚才发现，走这条职业道路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我问他为什么要读这个学位，他说：“周围人都在读研，我觉得自己也得读。”
这个例子说明了，家庭层面有限的时间继承——他对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缺乏文化理解——怎样阻碍他获得成为诉讼律师真正需要的内部信息。
这跟拥有特权时间继承的人形成对比。他们经常利用休学或间隔学期积累时间优势，帮助自己找工作或追求更理想的职业。这些学生不像Norman或Ku那样按本科学习的规定时间走（按时毕业找工作），而是用额外时间把自己放到更有前景的赛道上（比如去理想公司无薪实习）。最终，这些间隔年或间隔学期成了花得很值的时间，让他们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获得更多时间。
书中一个核心观点是，时间继承不仅影响教育和职业机会，还塑造人的性情。这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体现？
许玲玲：处于劣势的人有“偿债心态”，处于优势的人有“配得感”（entitled disposition）。两者在塑造阶级差异上都起着关键作用，深刻影响受访者如何感受时间、如何做决定。
先说偿债心态。我的一位受访者Meng来自农村。读书期间，父亲反复写信要钱，她几乎把所有收入——哪怕只是大学生的微薄收入——都寄回了家。2018年采访她时，她告诉我，经常梦见父亲要钱，醒来泪流满面。那时她已经拿到博士学位10年了。对她来说，偿债心态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情感上的。
说到配得感，受访者Li曾在伦敦开奶茶店作为拿居留权的途径。我们第二次谈话时，他已经拿到英国永居，转向了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奢侈品零售。问到他的战略意识，他马上提到家庭支持——家人在伦敦黄金地段给他买了套房。他的安全感、信心和从容做长期规划的底气，都直接来自家庭资源。
配得感还包括评估时间质量的能力。受访者Chang曾在伦敦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工作一年，觉得长时间工作和高税收降低了时间质量。后来她搬到瑞士，在金融领域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工作生活平衡得多。有了资源、知识和家庭支持，她有底气从容地移民、转换职业。
相比之下，受访者Jingpi来自农村，是外科医生也是博士生导师，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和工作上。妻子评论说，这也没让他比别人升得更快。他回答：“不是每个人都平等。我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种心态让他觉得永远不能停下来。即使快退休了，他还是很难放松，总担心失去地位和资源。
我采访的每个人都很努力。但时间继承的差异——资源、文化知识、与时间的关系、掌控感——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有偿债心态的人有抱负，却被碎片化、严格限制的时间拉回来，或被警惕感困扰。他们缺少试错和冒险的空间，不幸的是，往往最后做出自我破坏的选择，需要花更多时间、精力和资源来补救。
不平等研究有个让人沮丧的发现：即使弱势学生在学业上追了上来，比如考进精英大学，他们可能还是处于劣势，因为不懂怎么“玩这个游戏”。你觉得大学的针对性支持能缩小这个差距吗，还是说这问题比大学能解决的更深层？
许玲玲：大学层面的针对性支持确实有助于缩小差距，但这问题远比大学单独能解决的深得多。
比如，很多来自劳工家庭或农村背景的受访者回忆，导师或上司怎样帮他们找到他们不知道的资源，拓宽了他们对可能性的认知，有时甚至跟他们一起制定策略。
受访者Tian回忆，硕士导师特意给她创造机会接待外国客人，让她能练习英语。他还资助她的田野调查，帮她顺利毕业、发表论文。即使她拿到博士学位后，导师仍通过推荐信和资金建议继续支持她的职业发展。这些干预让她从山东一个偏远农村实现了显著的向上流动，在国内一个大城市拿到了学术职位。
但我也看到一些案例，继承的性情妨碍了受访者充分利用机会。还有人像Ku那样，被生存需求逼得只能关注眼前收入，顾不上长期发展。这些问题必须在更早阶段、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解决。城乡差距、各省之间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性别不平等，都在起作用。大学单独解决不了这些系统性问题。
个人完全退出这个“游戏”，是否可能，甚至是否可取？
许玲玲：中国年轻人越来越严重的时间焦虑来自几个方面。一是父权制的时间要求——主要针对女性，但也包括男性。比如，婚姻和生育的社会规范强加了严格的“时间规则”。如果你不在特定年龄结婚，比方说27岁之前，就可能被贴上“剩女”标签，面临嘲笑、污名化，甚至被孤立。
第二个来源是资本尽可能从蓝领、还有越来越多白领工人身上榨取生产力的趋势，体现为长时间工作和工作场所监控。想象一台机器吞噬工人的精力，等他们到了30多岁就把他们扔掉，换上更年轻更便宜的劳动力。在这些严格的时间结构下，工薪阶层变得高度可替代。
所以这不太是个人“时间管理”的问题，而更多是要识别这些时间规则，找到个人的应对方法。一个选择，就像你问的，是说“不”——选择别的、更人性化的时间结构。我的一些受访者通过移居国外或农村做到了这点。遗憾的是，这些选择通常只对拥有大量家庭资源或有官方认可居留身份的人开放，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方案有多大的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
时间继承是否也塑造了你自己的人生轨迹？你在受访者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了吗？
许玲玲：我自己的成长和求学经历，很多方面就是书中时间继承理论的生动体现。
我从小爱读书，但家里买不起书，村里也没图书馆。我求父亲从新华书店给我买本书，两小时就读完了，想要另一本，他说没钱。阅读成了奢侈品，我甚至为开这个口感到内疚。文化资本的缺乏后来显现了出来。比如，我把高考语文考得不好归因于自己读书少，而不是结构性不平等。
即使多年后——2017年在剑桥拿到博士学位后——我还是一本书都没有，直到遇见我的伴侣。他有个大型家庭图书馆，惊讶于我作为学者竟然没有藏书。那时我才意识到，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书的感觉，已经跟了我几十年。
高考填志愿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填，就只列了几所知名的顶尖大学。第一志愿差了两分，其他志愿还没轮到我就招满了。后来一个高中同学告诉我，她爸爸给她精心规划了志愿，分梯度设置学校和专业。我震惊了，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策略。那一刻让我明白，即使在同一个县，不同程度的时间继承会产生多么不同的结果，而且这种差异继续以看不见但重要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职业生涯。
全球范围内，时间继承也存在惊人的不平等。这种全球差异如何影响出国的受访者？
许玲玲：关于全球时间继承及其后果，我借鉴时间社会学和后殖民理论来论证：全球殖民者和前帝国强权在全球层面实施时间分类。在这些分类中，国家、人口和语言被赋予不同地位，进而拥有不同的时间特权。
比如，国家被分为“发达”和“发展中”。在这个全球等级体系中，发达国家被定义为现代的、先进的、令人向往的。相比之下，所谓发展中国家被归入过去——落后的、滞后的——并被敦促“赶上”。换句话说，发达国家被赋予了巨大的时间财富，发展中国家则继承了时间赤字。
这种全球时间分类的逻辑在高等教育中被放大了。高等教育普遍被认为是个不平等的竞技场。英美高等教育机构自豪地宣称代表“未来”，世界其他地区都得向它们看齐。这种定位本身就是全球层面的时间财富，因为它掌控和塑造着教育想象、抱负，以及随后的资源分配。因此，主流西方大学的学历比全球南方同类院校的购买力高得多。西方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花的时间更少，就业后升得更快，薪水更高——换句话说，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同行更值钱。
全球时间基础设施的这一面在通用语言英语上得到了具体体现。研究中我发现，处于劣势的受访者如何设法把英语熟练度变成我说的关键“时间加速器”。它让他们能进入英语国家抢手的学位项目，规划跨国学术生涯，实现陡峭的向上流动。
我也是拿到了去香港读书的奖学金。我听从表哥建议主修英语，虽然当时几乎不懂英语。我永远感激那个建议，因为英语成了我的时间加速器，打开了无数机会，包括后来去英国读博。
听说在你英国的新书巡回活动中，有些中国学生被你讲的故事感动得流泪。你觉得研究的哪些方面跟读者产生了最深的共鸣？
许玲玲：书出版后，我收到的反馈常常让我很感动。一位英国白人男性读者告诉我，书中关于时间继承的国际视角帮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特权。另一端是年轻人，他们正在跟考研焦虑、求职压力、在国外申请学生或工作签证的压力作斗争。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挣扎归咎于能力不足或缺乏自律，但读了我的书后，他们不再那么自我批评，因为更能识别那些塑造他们决策和人生轨迹的、有问题的、往往看不见的时间结构。
另一个难忘的时刻是我在杜伦大学给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中介做TED式演讲之后。演讲结束，一位中年白人女性流着泪走到我面前——眼睛红红的，脸颊还是湿的。她说：“我从没感到如此被看见。”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研究能产生多大共鸣。
书里的一些受访者也读了这本书。其中一人甚至约我视频讨论她的感想，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我事先很焦虑，因为虽然用了化名，受访者还是很容易认出自己。我担心分析是否准确，是否尊重了他们的经历。但她告诉我，不仅准确，还帮她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和处境。然后她问：“既然有了时间继承这个框架，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告诉她，除了提出这个框架，我们还能在个人、社会和国际这三个层面做很多事。
个人层面，我们可以开始跟自己和解：分析我们在家庭、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时间继承状况，识别劣势和潜在的时间加速器。这不仅让我们对自己更宽容，还能更有策略、更清醒、更有效地规划。
社会层面，我们可以推动政策改革，比如解决职场年龄歧视、生育惩罚，以及有孩家庭面临的挑战。
国际层面，我们可以探索为留学生提供更多时间资源的办法。比如，书中我引用的研究显示，非英语母语者阅读学术论文和写学术文章花的时间，至少是母语者的两倍。这样的证据可以推动大学出台支持留学生的政策——而且应该超越纯数字层面。
（本文英文版首发于Sixth Tone，原标题为：How Inherited Time Impacts the Lives of Young Chinese。中文版经许玲玲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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