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体温的思想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修订本》出版

近日，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修订本》。这套书中，葛兆光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研究与描述。值此书出版，“从‘一般思想’到文明对话——《中国思想史修订本》平装本首发暨学术研讨会”举办。

《中国思想史修订本》

作为本书的作者，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以 “越境之思” 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葛兆光首先从历史维度看思想的跨界流动。他以1905年德国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景教遗址发现的叙利亚文残片为引子，指出近年已有中国学者考证出这是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相关内容，这一重要发现表明，早在9-13世纪，希腊哲学思想就已通过景教传播至当时的高昌（今新疆地区）。他感慨，思想文化的跨界交流其实数量众多且历史久远，远超我们以往的认知。

“思想传播与交错的中心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移动的。”葛兆光举例说，中古时代的西域曾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地中海”，成为思想交流的核心区域；而15世纪之后，东部亚洲的思想交流中心则转移到了环东海南海区域。这就要求思想史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的王朝与帝国乃至现代国界的框架限制，关注思想史中心的空间移动与变化轨迹。

跨界流动中的思想必然发生变异。葛兆光讨论了思想在跨越国界过程中出现的形态改变：佛教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后，各自发展出了鲜明的本土特色；摩尼教在福建霞浦的道教文书中得以传承延续；封建制与郡县制在中日语境中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思想的跨界绝非简单的复制粘贴，在跨界移动过程中，思想往往会因为传播者的不同身份，再加上本土文化背景的解读与重构而发生变异，形成新的思想形态。

葛兆光赞同全球史对“联系”的强调，但同时也提醒学界必须注意传统国家对思想的形塑与限制作用。他以包容差异的罗马帝国与追求统一的秦汉帝国为例，指出东亚尤其是古代中国的思想变异往往深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不能因为片面强调“联系”而忽略了国别的特殊性。

葛兆光

商务印书馆编审、原总编辑陈小文指出，葛兆光突破了传统思想史专注于精英奇思妙想的猎奇模式，转而将一个时代的“常规之物”——“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研究基础与核心。这一范式转换，使思想解释必须基于具体历史处境，并在整体性的历史进程中展现社会与民族的共同命运，为思想史研究找到了更为可靠的基石。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启立谈道，《中国思想史修订本》打破了传统思想史以概念、人物为主体的写作框架，将社会知识、民间信仰，甚至占卜等以往被忽视的材料都纳入了研究范畴。“同时，葛兆光先生的写作文风机智灵动，很多地方既像是师生同侪间的平等对话，又仿佛是作者的自省自语，如切如磋，能够有效引导读者共同参与思考。”

在捍卫人文学价值方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郁振华指出，在全球唱衰人文学科的背景下，《中国思想史》直面后现代史学挑战，描绘了中国心灵转进的画卷，关注人类基本价值。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评论，该书以“一般常识事件”切入，让抽象命题下沉到古人日常，使思想史成为“有体温的平民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