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宋人｜仁宗皇帝的解忧之臣

书信，是与宏大历史叙述有一定距离的私人场域。“书信里的宋人”基于宋代士大夫之间的私人往来信件，力图带领读者走进宋代士人的内心世界。

庆历三年五月，夏天快过完一半了，天空仍然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33岁的仁宗皇帝忧心忡忡地坐在餐桌旁，望着桌上几样清淡的蔬菜，毫无食欲。他不是嫌弃饭菜清淡，而是为干旱发愁。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老天爷要接连用战争和干旱来惩罚他。抬头三尺有神明，仁宗虔诚地咽下几口蔬菜，他想用自己戒荤吃斋的言行来获得上天的垂顾。

三年多的战争让百姓负担加重了很多，已经快民不聊生了，如果干旱持续，后果不堪设想。最近，为了筹集军费，入内都知张永和又建议征收30%的民房钱（房屋租金税）。三司使王尧臣坚决不同意，他对仁宗说，唐德宗年间也曾收过这笔钱，结果引发了朱泚之乱，这笔钱可不能轻易征收。可是，三司的盐铁副使林潍为了巴结张永和这个皇帝身边的红人，就帮张永和说话。王尧臣很愤怒，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巴结上位，真要把百姓逼得造反吗？王尧臣就上奏把林潍外放了。

林潍被免职了，谁替代他呢？王尧臣向仁宗皇帝提交了一个名字。仁宗皇帝一看，这个人他很熟悉，确实是个人才，就同意了。这个被三司使和皇帝同时相中的人叫张昷之（985-1062）。忧愁不堪的仁宗对张昷之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帮自己渡过难关。与此同时，在西北御边的范仲淹也被紧急召回了京城，仁宗需要他帮自己解决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篇范仲淹的《远行帖》，这是范仲淹写给张昷之的一封信，本文就以这封信为线索，看看范仲淹和张昷之能帮皇帝解忧吗？

（宋）范仲淹《远行帖》，纵31.1厘米，横3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从寒门学子到封疆大吏

这封信内容如下：

仲淹再拜，运使学士四兄。

“运使学士四兄”是对收信人的称呼。

两次捧教，不早修答，牵仍故也。

之前收到你两封信，都没有及时回复，因为杂事太多了。

吴亲郎中经过，有失款待，乞多谢。

咱们是吴地的乡亲，郎中大人你从我这里经过，我却没有好好款待你，非常抱歉。

吾兄远行，瞻恋增极。

兄长你要远行，老弟我十分不舍。

万万善爱，以慰贫交。

你一定要善待自己，别让你的贫贱之交担心。

苏酝五瓶，道中下药，金山盐豉五器，别无好物，希不责。

苏酒五瓶，可用于路上服药，还有五罐金山盐豉，实在是没什么好东西，你别见怪。

不宣。

不多说了。

仲淹再拜，景山学士四哥座前，八月五日。

“景山学士四哥”也是范仲淹对张昷之的称呼。

如何判定这封信是写给张昷之的？需要结合范仲淹对收信人的几个称呼——“运使学士四兄”、“景山学士四哥”和“吴亲郎中”。

张昷之，字景山，这可以对应称呼中的“景山”；

张昷之是常州人，范仲淹是苏州人，常州和苏州都属于历史上的吴国地区，所以他们是“吴亲”；

张昷之官衔曾为工部郎中，可对应“郎中”；

张昷之职衔曾为“天章阁待制”，私下可以称呼为“学士”；

张昷之担任过多个地区的转运使，可称之为“运使”。

张昷之比范仲淹大四岁，所以范仲淹可称之为“兄”，另外二人还是远房姻亲，范仲淹有个亲家叫王质，王质的堂姐嫁给了吕夷简的次子吕公弼，而吕夷简的三儿子吕公著跟张昷之是连襟，从这个关系论，范仲淹也可称张昷之为“兄”，至于为什么是“四兄”“四哥”就不得而知了。

范仲淹和张昷之都是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他们相识于考进士之时，在同一年中榜，当时他们还都是贫寒之士，故称“贫交”。

张昷之这名朝中无人的寒门官员，凭什么从茫茫官员队伍中浮出水面而受到皇帝青睐？这缘于张昷之的为官作派和工作能力。

首先，张昷之官品正派，不畏权贵。他在提点淮南路刑狱时整治了一名非常有来头的权贵，名叫杨崇勋，当时担任亳州知州。杨崇勋养着一帮差役，为非作歹，鱼肉百姓，谁要敢不听他的话，他就立即把谁送进大牢里去，当地的官吏和百姓敢怒不敢言。

说起这个杨崇勋，朝中官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爷爷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的大将，他的父亲是宋太宗时期的高级将领，而杨崇勋本人则是宋真宗面前的红人。等到宋仁宗即位以后，杨崇勋又步步高升，一直当上了枢密使。“根正苗红”的杨崇勋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正面标杆人物，而是活成了一个背景雄厚的军痞，后来因为太过于放肆，仁宗才将他外放到亳州担任知州。

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子到了亳州后，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而是将身上的祸水带到了亳州。亳州境内有个蒙城县，县令王申得罪了杨崇勋，杨崇勋就命人将王申戴上枷锁，关进大牢里，这个案子正好撞在张昷之的手上。张昷之稍微一打听，就知道这个王申是被冤枉的，但如何帮他申冤却是个棘手的事。张昷之虽然有权调查这件事，但杨崇勋爪牙众多，他如果直接去调查，不仅救不了王申，没准把自己也得搭进去。

对此事的处置体现了张昷之的第二个特点，他做事有谋略，有手段。思虑过后，张昷之决定先把杨崇勋的爪牙解决掉，老虎没了牙也就好对付了。经过精心策划，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杨崇勋的爪牙全部抓去审问，速战速决，分开提审，审完不过夜，凡是做过坏事的一律流放。就这样一连流放了几十个人，整个过程迅速丝滑，打了杨崇勋一个措手不及，成功救出了王申。杨崇勋一看，这是遇到硬茬了，虽然不甘心，但没了爪牙，也只能老老实实，于是当地又恢复了安宁。从此，张昷之进入了仁宗皇帝的视野。

由于工作出色，张昷之被任命为广南东路转运使，广南东路大约就是现在的广东。那时广州已经有海外贸易了，海外的商品进关需要交10%的关税。一些奸商为了逃避关税，就想办法走私。当时广州的护城河与大海相连，这些人就趁着夜里涨潮的时候偷偷把商品从海上运进护城河，再运到城里。为了防止走私，有官员就想在海水入城的地方建一个栅栏，结果栅栏还没建好，这位官员就被毒死了，之后就再没人敢管这件事。

张昷之上任之后，可不惯着这帮不法商人，但他也不会蛮干。他吸取了之前栅栏制作失败的教训，提前在别的地方把栅栏做好，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放在了护城河口，等商人们发现的时候，栅栏已经牢固地竖立在那里了。那些奸商一看这个官员不仅有胆气，还有谋略，就开始收敛了，张昷之收上来的关税也增加了。

后来广州沿海来了一群海盗，他们在船上大张旗鼓，声称要劫掠广州城。百姓惊慌失措，官兵们也如临大敌，在海边搭建防御工事。张昷之知道这件事之后，并没有恐慌，他料定这些海盗只是在虚张声势，如果他们真的要来抢劫，不会这样提前打草惊蛇。所以张昷之命令官兵们撤掉防御工事，然后请大家在海边喝酒。海盗们见广州的官兵如此淡定，果然没有上岸，悻悻地离开了。

结束广南东路的任期之后，张昷之被召入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负责统计国家财政收支，正式成为一名京官。不过他在这个岗位上没干几天就被派到河北担任转运使了。当时的河北与辽国相邻，是宋辽两国交往的窗口地区，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驻扎着大量军队。所以，河北地区的一把手不仅要会处理政务、财务，还得有外交眼光和大局观，而且必须有强硬的手腕，能镇得住军队，所以派张昷之去是很合适的。

张昷之此时的官阶是兵部员外郎，正七品，可是命他担任河北路转运使时，仁宗竟然赐他三品官服。三品及以上官员的官服是紫色，是最高级别的官服，可见仁宗对河北路转运使这个岗位非常重视，对张昷之也寄予厚望。

首赴河北

现在回到书信上来，范仲淹所说的“吾兄远行”是要去哪里？是此次奔赴河北还是以前的某次工作调动？都不是。因为张昷之以上的宦游经历都没有跟范仲淹在一起过，不可能在范仲淹的住处“经过”。而且，直到张昷之担任河北路转运使，他的官阶也就才到兵部员外郎，员外郎比郎中还低一个级别，所以张昷之的“远行”还在后面。

张昷之一生有许多次宦游经历，但只有一次经由范仲淹的笔留下了历史痕迹，很巧的是，他的那次“远行”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届任期，同时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麦城”或“滑铁卢”。那次远行与他这一次赴河北任官有重要关系，张昷之此时担任河北路转运使比他以往的岗位责任更大，难度也更大，因为此时是庆历二年（1042）三月，宋夏战争进入到第三年了，在战争的消耗下，宋朝的财政状况越来越差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开源节流，这必然要动到很多人的利益。另外，北方的辽国一直在虎视眈眈，总想趁火打劫。所以此时担任河北路转运使，既要配合朝廷的财政举措，还要保证不影响军心和民心，不出乱子，这是很有难度的。

自从张昷之去了河北之后，仁宗皇帝就组建了一个工作组，主要成员就包括入内都知张永和以及权三司使姚仲孙，工作内容是“裁减浮费”，裁减对象涉及朝廷和地方的几乎所有部门，比如针对皇宫里的开销，有这样几条：

减少重要大臣的母亲和妻子接受封赏的名额；

收回部分特权者所拥有的推荐道士和僧侣获得紫衣的权利；

减少御药院医官所支领的部分俸禄和赏钱；

大量削减各种郊祠礼仪中给大臣的赏赐；

……

在针对地方官府和军队的裁费措施中，有两条对张昷之的影响比较大。第一条是裁减官府和部队除了正常工资和俸禄之外的额外赏钱；第二条是“罢天下职田及公使钱”。“职田”是朝廷给外任官员的福利田，是为了避免有些官员因俸禄太低，不够养家，又或者因为在等候差遣的过程中没有俸禄而全家挨饿。“公使钱”又称公用钱，是朝廷发给官府和军队所使用的招待费用，在军队中也经常用于犒赏将士。

这两条措施会导致很多官员和军人的福利收入没有了，这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除了朝廷统一的举措，各地方官员还要针对自己辖区内的情况制定本辖区内的减费措施。比如，河北是宋朝和契丹使者往返的必经之地，自从西夏与宋朝开战，辽国趁火打劫，宋朝和辽国的外交协商也多了起来，这就使得河北境内的宋辽使者络绎不绝，他们经过河北时的各项人力和财力消耗很大，这些消耗很大一部分要从老百姓身上抽取，而且里面有很多糊涂账，张昷之就逐项排查这些费用，只留下一些必须项目，其他的全部砍掉。

到第二年（1043）正月，张昷之又接到新的诏令，要求各地转运使上交一份清单，内容是境内各州县的差使、徭役、赋税等摊派情况。朝廷收到各转运使提交的单子后，再清点哪些是可以减掉的，目的在于轻徭薄赋，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这些举措听起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好像操作起来也不麻烦，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有无数既得利益者在这些利益链上寄食，每裁减一项费用，就要将一堆寄生虫从这根链条上薅下去。所以，诏令易下，执行起来可就不容易了。就在轻徭薄赋的诏令下达三个月左右，三司使姚仲孙和三司的几名重要官员就被人暗中使坏给搞下台了。

新上任的三司使就是王尧臣，他上任之后先清查账目，然后上报了一串数字。在宋夏战争前，河北年收入约2014万缗，支出约1823万缗，余额是191万缗。战争爆发之后，河北年收入约2745万缗，支出约2552万缗，余额是193万缗。虽然余额差不多，但是战争爆发后的收入多了731万缗，支出多出了729万缗。这多收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多花出去的钱又是怎么花掉的呢？这账要是不坐下来好好算一算，埋的雷可能就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个故事，王尧臣奏罢了盐铁副使林潍，然后推荐了张昷之，于是庆历三年（1043）五月，一道任命书火速送到了张昷之手上：“河北转运使、工部郎中、直史馆张昷之为盐铁副使。”

在这条任命中可以看到，张昷之的官阶已经升为工部郎中，张昷之刚去河北时官阶是兵部员外郎，调离河北时已经升为工部郎中，所以他是在担任河北路转运使期间获得升迁的，他只在河北待了一年多就得以升迁，说明朝廷对他的政绩是非常认可的。

就在张昷之奔赴京城时，范仲淹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离开陕西往京城赶，两个人前后脚到达京城，终于相聚在一起。有聚就有散，有散才能有范仲淹送张昷之远行。不过，在说他们的分别之前，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他们这次相聚在京城都做了什么，否则就不能理解他们之后的分别，也就不能理解范仲淹那封信里的深层次含义。

一起回京

担任盐铁副使的张昷之又展现了他另外一个特质——超强的吏治能力。这个岗位需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要有耐心、细心。很多官员不懂业务，或者没有这个耐心，就将具体工作都交给胥吏去办。胥吏是中国古代政府机构中地位不高、但作用举足轻重的一群人，因为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大多是他们做的。官员三年就要轮岗，但胥吏可以长期在一个位置上待着。有些老胥吏因为精通手中的业务，对如何打政府的“擦边球”，如何拿捏走马灯似的流水官员轻车熟路。但是，张昷之没有给胥吏们太多机会去表演他们钻漏洞的能力，他对经手的东西事必躬亲，经手的材料一定整理得一丝不乱，关键信息一定记在自己脑子里。上上下下的人想要在他眼皮子底下做点手脚，那是有不小难度的。

范仲淹这次回京，不是他主动要求的，而是朝廷五道诏令将他召回去的。西夏在年初时主动求和了，但也仅是两国开始谈判，能不能谈成还不一定，而且西夏皇帝李元昊擅长使诈，他是真和假和也不确定，所以范仲淹和韩琦不敢掉以轻心，还在整军备战。可就在这时，朝廷突然任命他们两个为枢密副使，让他们回京。

三年多的宋夏战争让稳定了数十年的宋朝暴露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军事上战斗力不足，边防太弱，但经过三年多战争的历练，已经大为改善，甚至具备了可以反攻西夏的能力。再就是国库空虚，财政不足，这个问题不仅没得到解决，反而愈加严重，百姓负担也逐年加重。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很多人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开始冒险，于是强盗、山贼等蜂拥而起，出现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皇帝的仁宗看到这种状况焦虑万分，但更让他焦虑的是出现了问题却没法解决，因为当前的这些朝臣根本就不去解决问题，或者没能力解决问题。仁宗亲政的这十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吕夷简做宰相，而吕夷简当政最主要的任务不是治国，而是巩固自己的位置。他嫉贤妒能，不允许有能力的人上来威胁到他的相位，用的都是些无能之辈。仁宗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碍于战争时期朝堂需要稳定，所以也只能先保持隐忍。

就在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转机出现了，吕夷简生病了。他得了风眩病，经常不明原因的眩晕，连上朝都成了问题。吕夷简上了几次辞呈，仁宗都没有批，可是有些正直的官员看不下去了，比如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痛斥吕夷简，历数他的各种罪过，说当前国家问题重重，皇帝却无人可用，都是被吕夷简害的，现在他却想借生病一走了之，把烂摊子甩给别人，还说他就是汉代的张禹和唐代的李林甫。孙沔的一番言论得到了很多官员的点赞。

或许吕夷简是真的后悔了，亦或许是为了使自己不被清算，他竟然公开赞叹孙沔的言论，说孙沔说的话都是治病的良药，他要是能早十年听到就好了。然后吕夷简就继续请辞，正好这个时候宋朝和西夏开始谈和，前线也不那么紧张了，仁宗就同意吕夷简罢相了。

吕夷简一下台，仁宗立即就开始整治朝政，第一步就是用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他什么都做不了。于是他就想起了那些敢于与权贵阶层对着干的寒门官员，七年前范仲淹等一众寒门官员对宰相吕夷简发起攻击的场景让仁宗印象深刻。战争爆发后，真正能为他排忧解难的主要还是寒门官员，比如前线的范仲淹、韩琦，比如“天圣四友”，比如张昷之。

于是，仁宗先任用了四名谏官，余靖、欧阳修、王素、蔡襄，他们中除了王素之外，都是七年前跟随范仲淹的官员。仁宗给他们极大的言论自由，无论哪个方面的问题都允许他们提。这几名谏官首先就把炮筒对准了吕夷简，吕夷简虽然罢相了，但还有参议军国大事的权力，还在私下推荐官员，谏官们就一起上奏，罢了他参议朝政和影响官员任用的一切权力。清除了吕夷简的影响后，谏官们就提出要换人，他们强烈建议将前线的范仲淹和韩琦任命为枢密副使，然后让他们回京，这也就有了范仲淹和张昷之在京城的相遇。

一起再出发

就在范仲淹和张昷之回京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一些事情让仁宗又开始对河北地区的局势担忧起来。

有一天，仁宗收到了枢密副使范仲淹的一篇奏章，主要是谈公使钱的。范仲淹认为公使钱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这笔钱自古代就有，它体现的是朝廷的待客礼仪。如果朝廷不放心这笔钱，担心不能专款专用，那就应该找合适的官员去管理它，而不是砍掉它。范仲淹就此事说了这样一句话：“牧宰为重，得其人则致化，失其人则召乱。”意思是说，地方官员太重要了，用对了人，这个地方就安定，用错了人，就招致祸乱。这句话正好击中了仁宗皇帝当时的忧虑，他正在发愁地方上的治安问题。

没过几天，关于河北的奏章突然多起来。首先是有人建议，以后流放罪犯时就不要再发配到河北了，河北兵多，本来就难管，如果再将罪犯发配到河北去，会让河北更加不安定。

接着，欧阳修也上了一道奏章，建议朝廷不要答应西夏求和。因为西夏此次求和，背后有辽国给的压力，如果和谈成功，那辽国一定会将停战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然后会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到时如果朝廷不同意，辽国就会大军压境，这样的话，河北难免要再起战事。可仁宗是想答应西夏求和的，因为他不想再继续打仗了，那就必须要做好应对辽国发难的准备，河北地区绝对不能出乱子，军队绝对不能出乱子。

接着，韩琦也上了一道奏章，在他所提出的几条建议中，有一条是“备河北”，就是要做好北边打仗的准备，而在整个备战过程中，最关键的是精心挑选转运使，暗中授予他们经略河北的方案，让他们早早谋划。

仁宗非常认可韩琦的建议，可是河北的官员让他并不放心。河北地区长年不打仗，重要的将领本来就不多，其中一个还被调到陕西去对付西夏了，还有一个正被河北都转运使李昭述所弹劾，所以仁宗看了大臣们的奏章后，变得更加焦虑起来。

综合考虑过后，仁宗决定要给河北增派人手。他先是安排了一名叫张存的官员去担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结果张存找了个理由拒绝了。仁宗很生气，可是也没办法。当时的官员对于任命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的，当然朝廷也可以坚决要求他去，但如果官员心不甘情不愿，又怎么指望他做好工作呢？仁宗只好再物色其他人。

有一天，三司使王尧臣拿了一叠材料给仁宗看，仁宗在材料上突然捕捉到了一个名字——张昷之。对呀，他很合适，他之前在河北干得就很好，只是最近刚把他调入京城，屁股还没坐热，又派出去，合适吗？仁宗思索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必须再让他去！”第二天，张昷之就又接到了一份新的任命书：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昷之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就这样，张昷之再次出任河北，肩上扛着仁宗皇帝沉甸甸的期望。临出发前，仁宗对张昷之说：“卿之行，出朕意。”意思是，你到河北去，就是代表了我。然后又让他秘密地巡查边防，看兵马调配是否恰当，兵将是否称职。皇帝的嘱托既是信任，也是责任，张昷之顿感肩上的担子沉重起来。

张昷之在出发前，想去见一见范仲淹，当面跟他告别。虽然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但自从进入仕途之后，二十多年里几乎没见过面。现在他们两个同时回到京城，依然难得相见，因为都太忙了。张昷之要熟悉三司的工作，范仲淹也要每天跟仁宗汇报军务。最近，谏官们又将无所作为的参知政事王举正给参下了台，准备让范仲淹接任，然后让富弼接替范仲淹担任枢密副使，连续的工作交接让范仲淹焦头烂额。

张昷之给范仲淹写了两封信，范仲淹一直没顾上回。张昷之就在一次路过他门口时，进去跟他告了个别。范仲淹没顾上好好招待他，只简单聊了几句，互相问候一下身体状况。范仲淹有肺病宿疾，本来是不适合在西北苦寒地带生活的，可是为了保家卫国，他只有带病上前线。年近花甲的张昷之身体也不好了，要吃药调理。

范仲淹忙完之后，才顾上处理张昷之的事，他叫人拿出五瓶苏酒和五罐金山盐豉，派人去送给张昷之，同时又给张昷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远行帖》。

范仲淹为什么要送这两样东西给张昷之呢？苏酒，从名字判断应该是范仲淹家乡苏州的特产，范仲淹送酒给张昷之，并不是让他开怀畅饮，而是让他路上服药。酒有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功效，有些中药需要以酒入药或用酒送服，但并不是所有中药都可以配酒，这说明范仲淹对张昷之的身体和用药情况是非常了解的。盐豉就是用盐腌制的豆豉，可以用来调味，古人尤其喜欢用盐豉给莼菜调味。但是，范仲淹送给张昷之这几罐盐豉，还不是普通的盐豉，而是金山盐豉。所谓“金山盐豉”就是金山寺生产的盐豉，在当时，这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经常出现的一款礼品，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曾在诗文中多次提过金山盐豉。

金山寺离张昷之的老家常州很近，离范仲淹的家乡苏州也不算远，所以，范仲淹送金山盐豉给张昷之，应该是希望张昷之到了远方之后，仍然能品尝到家乡的风味。范仲淹送的这两种礼品都不贵重，但是都非常贴心。

就在张昷之远行之后没几天，范仲淹被正式任命为参知政事。仁宗最着急的事就是朝政改革，现在新的班子组建好了，他把希望都寄托在范仲淹、韩琦、富弼和谏官们身上，尤其范仲淹，他是寒门官员的领头人，所以仁宗反复催范仲淹拿改革方案，可是范仲淹觉得，改革涉及的方面很多，非一日之功，要慢慢筹划。

为了催改革派官员尽快拿出改革方案，仁宗打开了天章阁，摆好桌椅，备好笔墨纸砚，然后将范仲淹等人叫来，让他们每人现场写一篇改革方案。范仲淹等人见状连忙后退几步，肃然站立。天章阁是存放先帝宋真宗御用图书字画的地方，他们这些臣子哪敢在这里办公，于是一齐跟仁宗保证，我们回家就写，写完再呈送陛下。

几天后，范仲淹等人都把自己写的改革方案报了上去，仁宗看了之后，对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最为满意，他的位置也最高，于是就让范仲淹主持此次改革工作，枢密副使富弼做他的副手，四位谏官担任“智囊团”。由于西北地区还不稳定，李元昊还时不时整点幺蛾子，所以韩琦就以陕西宣抚使的身份再赴陕西监理军务。“庆历新政”就这样开始了。

也就是说，在范仲淹送张昷之远行之后，他自己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他们虽然职责不同，所在的地方不同，但最终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接受皇帝的任命，修补宋朝这艘到处漏水的大船。此时宋朝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西北在与西夏和谈，北边得防备辽国，而内部要进行改革，仁宗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宋朝这艘大船，缓缓地行驶在历史长河里。

新政夭折

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和再赴河北的张昷之后来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完成仁宗的重托？

先看范仲淹。他认为，国家出现这么多问题，首要原因就在于那些不称职的官员们，尤其是知州、知县等基层官员，他们大多能力不行，还品德堪忧，不为国家和百姓着想，只顾捞好处、混日子，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再好的国家政策也是空谈，所以他的改革重点就是整顿吏治，简单说就是换人。把能力不行的、贪污腐败的、尸位素餐的官员全部撤掉，然后把能力强的、遵纪守法的、有责任心的官员换上来，比如张昷之这种品格正派又有能力的官员就是首先要任用的对象。

史料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有一天，范仲淹和枢密副使富弼一起研究官员名单，只见范仲淹拿着毛笔，歘歘歘地划掉了很多官员的名字。富弼就在旁边说：“您这一笔下去，就有一大家子人要哭啊。”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好过一方百姓哭吧。”他还是坚持把那些他认为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了。

范仲淹的改革措施，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希望国家富强、百姓安乐的官员的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这不难理解，范仲淹的改革打碎了很多官员的饭碗，这些官员的数量还很庞大，即便那些暂时还没有被打碎饭碗的官员，也生活在恐慌之中，因为不知道哪天这改革就改到自己头上了。这些人就开始联合起来，反对范仲淹。

反对派的领头羊是夏竦，之前在西北前线，他曾担任最高指挥官，是范仲淹的上司，但夏竦很滑头，只想着混资历、踢皮球，不想承担责任，一直没有大的贡献，后来被降职，调回内地做知州。可是夏竦曾做过仁宗的老师，而且他不跟吕夷简同流合污，所以深得仁宗的信任。在吕夷简罢相之后，枢密使晏殊升任次相，仁宗就把枢密使的位置给了夏竦。

夏竦太开心了，因为他觊觎这个位置很久了，他在西北苦寒之地熬好几年，就是盼着有朝一日回朝担任枢密使。可是，当他兴高采烈地走到京城门口的时候，突然一纸诏令让他再返回去，枢密使的位子又不让他坐了。夏竦很蒙，他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那些谏官一起给仁宗施压，最后换了杜衍来任枢密使。夏竦气炸了，他发誓一定要报复这些改革派的官员，所以就暗中联络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甚至包括皇宫里的内侍，寻找机会给改革派穿小鞋。

就在新政实施了大约半年之后，一个名叫蓝元震的太监忽然在仁宗耳边吹风，说现在朝堂内外很多都是范仲淹的人，他们勾结朋党，妄图把控朝政，再过几年整个国家都被他们把控了，这番说辞触碰到了仁宗敏感的神经。仁宗其实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皇帝，他会给予每个士大夫充分施展的空间，甚至公开批评皇帝也没有关系，但有一点他特别在意，那就是绝对不能拉帮结派搞小团体。

欧阳修立即写了一篇《朋党论》反对这种论调，他认为小人结党害国，而君子结党是有利国家的。仁宗听到这种论调之后，就找范仲淹谈话，问他怎么看待勾结朋党的事情，范仲淹明白这是在试探他，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但是这个问题又很难回答，因为要想改革，就必须得提拔一批支持改革的官员，而且他们必须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向阻碍改革的势力发起攻击，罢免那些反对改革、不满足新政需求的官员，这难免就会有拉帮结派、培植亲信的嫌疑。

范仲淹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没法完全否认这种客观事实，于是他也用了跟欧阳修一样的说辞：自古以来，正邪不两立，正人君子和奸佞小人从来都是各成一党，皇帝要做的，就是分辨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如果是君子们结为一党，那对国家又有什么坏处呢？范仲淹这个回答等于承认了我们是结党，但我们结的是君子党，并不会危害国家，而是对国家有好处。对于皇帝来说，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人多势众就必然会危及皇权。更何况，如何界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所以，范仲淹的回答没有消除仁宗的疑虑，但仁宗也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让改革继续进行。

夏竦见这招没有管用，又憋了一个大招。两个月后，夏竦突然拿出一封冒写的书信，说改革派官员串通谋反，要废帝自立，这个大帽子可把改革派吓坏了，身为改革派首领的范仲淹立即跟皇帝申请离开朝廷，到边疆去视察军务，以证清白。

仁宗并不觉得改革派会谋反，但毕竟此事太敏感，议论汹汹，还有书面证据，他也没法完全忽视。而且，自改革开始之后，他几乎把一切大权都下放给了改革派，让他们尽情施展，如果真要出点什么事，还真不好办。就算范仲淹没有这个心，谁敢保证他下边的人没有这个心思呢？最终，仁宗还是同意了范仲淹的申请，让他到陕西和河东地区去巡察军务了。

过了一个多月，范仲淹的副手富弼也被外放到河北去巡查军务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谏官欧阳修、蔡襄也被外放，新政受到重挫。

怕什么来什么

在范仲淹经历坐过山车般的仕途动荡时，到了河北的张昷之，丝毫不敢大意，一边继续财政减费工作，一边逐处巡查边境的军队。但是百密一疏，他在裁减一项军队补贴时，没有注意到这项补贴背后的利害关系，最终酿成了一场兵变，导致了张昷之政治命运的结束。

在河北的保州，也就是现在的保定地区，驻扎着一支军队，这是一支拥有老番号的军队。北宋立国之初，这支军队曾经跟随宋太祖赵匡胤北伐，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赵匡胤很优待他们，让他们每月外出巡边一次，每次出巡都要给他们发一笔额外的补贴，这项补贴就被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了仁宗朝。

按惯例，率领这支部队出巡的都是武将，出巡的补贴也由武将来领取。后来朝廷派来的一名监军抢走了这份工作，每次出巡都由监军带队，这并不是因为监军想多干事，而是为了得到这笔额外的补贴。监军拿到补贴之后，大部分都放到自己腰包了，分给士兵的很少，而没有出巡的武将们一点都拿不到，这就导致武将和士兵都不满，但是又惹不起监军，只能忍气吞声。

监军是代表皇帝来监管军队的人，大部分监军都是太监，当时保州的监军名叫杨怀敏，深得仁宗皇帝的信任，将士们都不敢惹他，直到张昷之来了之后，杨怀敏独霸的局面被打破了。保州通判石待举跟张昷之汇报了这件事，张昷之以前连杨崇勋都敢动，自然也不会惧怕一名太监。而且，张昷之是河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恢复出巡惯例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所以张昷之就下令仍然由武将带兵出巡。命令传下去之后，武将们自然很高兴，但是被剥夺了好处的杨怀敏恨上了张昷之，在暗中等待机会报复。

不久，通判石待举又提了另一个建议，就是将原来的每个月出巡一次，改为每个季度出巡一次，这样只需要每个季度发一次补贴就可以了。张昷之一听，裁减开支正是朝廷眼前的重要工作，而且一个月出巡一次确实没有必要，就采纳了石待举的建议，减少了这项开支，结果没想到，这裁的不是一笔小钱，而是一根动脉，本来还在对张昷之感恩戴德的武将们，瞬间就开始由爱转恨。

张昷之两次操作既招了监军杨怀敏的怨，又招了武将和士兵的恨，但他没有在意。由于减少补贴的建议是通判石待举提出来的，将士们就把账记到了石待举头上。一次喝完酒之后，一些将士和石待举起了冲突，两拨人打了起来，石待举在群殴中被杀死了。这些作乱的人一看，杀死了朝廷命官，这是死罪啊。为了自救，他们干脆关闭城门，造了反了，希望以这种方式逼迫朝廷免掉他们的罪。

张昷之当时正在巡视其他州县，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快马加鞭赶到保州，组织兵马将保州城围起来，然后通知所有人开会。监军杨怀敏不知道什么原因迟迟不来，张昷之再次派人给他传令：再不来，军法处置。杨怀敏只好来开会，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了一些卫兵。张昷之一看他带着兵来参会，更生气了，大声训斥他：你是要造反吗？然后就把他那些卫兵全部赶出去了。本来杨怀敏就对张昷之不满，经过这么一闹，他更记仇了。

由于保州靠近宋朝与辽国的边界，朝廷担心如果动静闹得太大，可能会引起辽国的误判，所以要求现场官员尽力招安。最终，在朝廷承诺叛军无罪的条件下，他们才开城投降。保州兵变虽有惊无险，但张昷之作为领导要承担责任，被免了转运使的差遣，调任陕西虢州担任知州。接任张昷之的，正是被外放的欧阳修。

解忧之臣的结局

在保州兵变平定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庆历四年（1044）十月时，进行了一年多的宋夏议和终于谈成了。西夏同意称臣，宋朝答应每年给西夏二十五万五千的岁币。西北地区紧张了四年的局势终于可以缓和了，仁宗大松了一口气。既然战争结束了，也不用那么着急改革和筹钱了，仁宗就开始对他存疑已久的改革派进行清理。

十一月七日，进奏院的一帮年轻官员聚众饮酒，动用了一点卖废纸的公款，宴乐期间招了官伎陪酒，还趁着酒兴写了对皇权大不敬的诗句，然后就被反对派抓了把柄，告到仁宗面前。本来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进奏院的领导苏舜钦竟然被开除公职，贬为庶民，因为他是范仲淹推荐上来的，而且他的岳父是支持新政的次相杜衍，严惩苏舜钦就是为了将杜衍和范仲淹一起拉下马。

紧接着，仁宗就公开指责了改革派的“朋党论”，大意就是：君子结党也不行，好的臣子就不应该结党。这等于公开给改革派定了性，你们就是勾结朋党，就是有罪，不要再狡辩。

不久之后，范仲淹被罢免了参知政事的岗位，出任邠州知州。富弼被罢枢密副使，出任郓州知州。杜衍被罢相，出任兖州知州。韩琦罢枢密副使，出任扬州知州。欧阳修和蔡襄之前已经被外放，但反对派觉得欧阳修受的处罚太轻，揪着欧阳修不放，诬蔑他私通外甥女，最后他继续被降职，出任滁州知州。另外两名谏官余靖、孙甫也被外放担任知州。改革派建立的新法如磨勘保任之法、荫补新法等也全部被废除。至此，“庆历新政”失败。

自此之后，范仲淹就一直在地方上做知州。在邓州的时候，他应朋友滕宗谅的邀请写下了名篇《岳阳楼记》，向天下人表达了自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的家国情怀，但是，他再也没能进入庙堂为皇帝分忧。

“保州兵变”之后，张昷之虽然被免了转运使的头衔，但他的官衔没有降低，处罚不算严重，所以有人依然揪住他不放，这个人就是太监杨怀敏。

三年后，河北的贝州又发生了一起叛乱，这次叛乱比保州兵变更严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造反，设立了国号、年号，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领导班子”。领头人名叫王则，他原是一名士兵，后来以宗教的方式吸纳了一些信众，建立了自己的队伍，就造反称王了。朝廷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把王则叛乱平息。

这次叛乱与张昷之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他都调走三年多了，但是杨怀敏硬把他牵扯进来。杨怀敏对仁宗说，王则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李教，以前张昷之主政河北的时候曾因李教传播邪教抓捕过他，但后来又把他放了，这才导致他跑到王则手下当了谋士。仁宗派御史台去查，发现确实有李教这个人，他确实传播过邪教，但后来被官府抓了，已经在狱中自尽了。

杨怀敏见诬陷没有成功，又指使一名河北的官吏到京城告御状，说李教的父亲曾写信向张昷之求情，希望不要因为儿子犯的罪而受到连坐，因此张昷之就没有处罚李教的父亲。仁宗又派御史台去查，但是没找到那封信。

既然没有证据，按说张昷之应该不会受处罚了，可是张昷之竟然被贬官三级，然后调到鄂州去做了一名小小的酒税官。酒税官是最小的“九品芝麻官”，等于一撸到底了，为什么要如此重罚张昷之呢？可以试着猜测一下仁宗的心境。仁宗之前对张昷之寄予很大的信任和托付，希望他能帮自己看好河北，结果没想到闹出了兵变。第二次叛乱时，虽然没有找到张昷之有连带责任的证据，但是河北再出兵变又激起了仁宗对张昷之的失望和不满。加之当时全国的形势比较混乱，到处都有起义，经常有起义军袭卷州县杀官吏的情况，有官员就认为盗贼四处蜂起跟地方主政官员工作失误有很大关系，应该严惩相关责任人。所以，在一系列复杂原因之下，张昷之受到严重的处罚。

数年之后，张昷之又逐步恢复了原来的官衔职衔，但是，与范仲淹的命运类似，他永远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再也没有获得重用。

峥嵘而万难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仁宗皇帝的忍辱负重下，西夏和辽国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帝国重新恢复到宁静而温软的时代，虽然这种宁静和温软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